15岁的女孩杨光雨还会常常想起她的“幼儿园”。
在那里，同学的家长是校长、老师，也是会计、保安；她的妈妈丁凤云是老师，每天教学计划写到半夜。校长也是市场里卖调料或者玩具的摊商；校歌是包子铺老板小雨爸爸作词的。跟着父母北漂的那些年，她的朋友几乎全在这里，这是她的第二个家。
后来上小学，遇到烦恼了，杨光雨会背着大书包回来。她是当年第一个破例获许进入这所幼儿园的孩子，过去这里只招收市场摊商的孩子，而她家住在市场之外，她的父亲是一名电梯维修工人。
杨光雨怀念的“幼儿园”叫四环游戏小组（以下简称“游戏小组”），是一个以市场摊商父母及子女为主体的非正规学前教育组织。年的春天，一群北师大的师生在北京四环农贸市场调研发现，摊商孩子普遍面临“入园难”。他们想通过互助育儿的方式给孩子提供照顾和社交环境，于是产生了游戏小组，流动儿童的教育由此多了一种可能性。
至今，游戏小组已经走过了17年，但它始终无法避开蛰伏其中的身份危机。
学小花猫“静悄悄地玩”
17年间，数不清有多少次，为了聚在一起上课，游戏小组的孩子、志愿者老师和家长需要东躲西藏找地方。
最初，四环农贸市场给游戏小组免费提供了废弃库房和一间大院，供孩子们活动。但北京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卫生或安全事件，游戏小组就会面临关停。
志愿者向导说，他们担心停止活动，孩子回到市场的环境里更危险，并且停了再聚起来也难。所以，他们打起了游击战，去废弃的健身器材室、摊位前的空地、胡同口的通道、后海公园，到了就把报纸摊在地上，一群人坐在一起，给孩子们讲故事、教折纸或做操。
志愿者带着孩子在市场空地做活动。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一群孩子待一起难免吵闹，路过的居民看到了，冷眼碎语不少，“骂骂咧咧”，他们只能换个地。“这有空地这边摆，那边有空就在那边搭，”当时，游戏小组的家长肖金生记得，看到城管，他们也害怕，像摆地摊的一样，看到了就躲。有时候带着二十来个孩子走在马路上，他们怕车，也怕孩子丢了。年5月，游戏小组遭遇了最严重的关停危机，起因是市场里的一个孩子被管理办公室主任的狗咬伤了脸，这件事让市场管理人员看到了游戏小组的风险，他们直接收回了场地。此后，游戏小组打了三个月的游击战，这是历时最久的一次。
后来，他们好不容易租到了一间民宅。“独门独院，门一关安全得很”，肖金生挺知足，“最起码，孩子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了，不要打游击了。”
但开园第一天就遇到问题了。志愿者杨剑宇回忆，隔壁大爷站在房顶上大骂，“这么吵，还让不让人过了？”之后，对方每天报警说“扰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杨剑宇每天算着时间，差不多到点了，站在门外等民警过来，然后道歉。
一个月后，游戏小组遭遇的问题被地方电视台报道，一位爱心人士匿名捐了一万块，给四家邻居都装上了隔音玻璃，才暂时相安无事。这些年，他们仍然逢年过节给邻居送礼，小心翼翼地维护邻里关系。
平时，在院子里做活动，志愿者教小朋友学小花猫，静悄悄的，不要发出声响，“如果不小点声，我们可能就在这玩不了了。”
游戏小组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区服务中心，用社区家庭参与的形式开展互助育儿。“但是处在民政和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夹缝，很容易两边都想管，谁都不知道怎么管。”李远香说。
这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幼儿园”。李远香感慨说，“我们每一年走完了，都觉得好幸运啊，我们又走过了一年。”
造血，而非输血
在北京二环，有一条胡同叫“大半截”。秋分的早晨，天还有些炎热，日头明晃晃发亮，胡同里却有几分清凉。朝着胡同深处走去，赶巧了也许能碰见大人把孩子送进一个百平米的院落——大门毫不起眼，门口除了门牌号之外，无任何字样，槐树掩映下的便是四环游戏小组。
游戏小组的大门从不封闭，家长可以随时进出。课堂上，每天都有值班家长的身影，游戏小组希望家长参与课堂。更确切地说，是参与教育。
但17年前，一切并非这样。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教授张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