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20年，医院疼痛科医生路桂军接受了，医院是救治的地方，也是送别的地方。在更深刻地理解了死亡后，今年清明节，他给自己举办了一场“葬礼”，体验了故人沐浴和仪容化妆，在棺材内接受了亲人的告别。
在他看来，疫情是一个契机，让年轻人有了更多思考死亡的机会，他想在这个时候，跟年轻人谈谈死亡这件事。以下是路桂军的讲述：
口述
路桂军
文
申三
编辑｜王海燕
我给自己举行了一场葬礼
年清明节，我给自己办了一个“葬礼”，凤凰卫视拍摄了整个过程。我先在遗体料理台上体验了故人沐浴和仪容化妆，然后在棺材内接受亲人的告别。
我记得，当入殓师柔和擦洗我的身体时，我的内心充满了自责，因为我发现，我并没有善待跟随了自己四五十年的躯体，也没用心内观过自身。当我躺进棺材时，我感觉到了与送别他人的不同：对于死亡以往的我是我听、我看、我说、而这次是我感受。
在最后与亲人告别的环节，当妻子和女儿的两双手在我脸上抚摸时，我终止了拍摄。面对生死，我比别人多了一些勇气，但这次“死亡”的经历，还是让我发现，敬畏生命我们永远在路上。
图
网易视频
我是一名疼痛科医生，已从业30年，其中25年都在做安宁疗护，常常面对生死问题。在中国，死亡话题是相对禁忌的，虽然我们也热衷谈论生死，但死亡常从第三人称切入，比如他人死了。
但对我来说，不忌讳谈论死亡，意味着会用第一人称自述，“我死了”，会用第二人称谈论朋友和家人，“你死了”。从第一人称“我死了”，到“你死了”，再到“他死了”，深切体会后，再反过来思考，才能感受什么是死亡。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给自己举办葬礼。葬礼本身是一个礼俗，但它也是生者的一种选择，一种需要，可以是欢快的也可以是个性化的。它包含着一系列问题，假如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希望怎样告别？在什么样的年纪，穿什么样的衣服，谁来参加我的葬礼，葬礼上放什么音乐……
《人生大事》剧照
我记得，我曾有一位患者，去世时选择捐献眼角膜。之后他的爱人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我的丈夫还在寻找我，某一刻他的眼睛会看见我，我要努力活着。”她没给丈夫做任何仪式，而是将他的骨灰撒入大海。“自从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那一刻，我瞬间感觉，世间的每一滴水，都有老马的影子，所以我更爱这个世界了”，她说。
一个年轻人的死亡
我最早面对死亡，是年，我20岁，在医院当实习大夫。一位和我同龄的女患者，得了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传染病，流行性出血热，后期出现消化道大出血。我眼看她在病房里去世，眼睛瞪得大大的，口鼻流血。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死亡，记忆很深。
那之前，我认为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美好又受人尊敬，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面对救人的天职，但却无能为力。也曾有一位同事告诉我，他接受了8年的临床教育，学会如何救生，却不知如何送死。后来随着工作阅历增加，我才理解到，医院是救治的地方，也是送别的地方，如果无法理解死亡，就会面临全面质疑救死扶伤的意义。
医院的肿瘤患者，是最直接面对生死的一批人。我有一位患者，安同学，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又考了北大的研究生，学的计算机专业，大学期间，还用业余时间，连续三年参加支教。年8月，他年仅24岁，检查出结肠癌，在右半结肠切除术中发现肿瘤转移。
《滚蛋吧！肿瘤君》剧照
今年二月份，医院时，鼻子里插了一根胃管，胃管内壁透出黄黄绿绿的颜色。因为疼痛，他已经半月无法睡觉。为了让他好好睡一觉，我将他背后红红绿绿的一大片镇痛贴全部撕掉，换成静脉泵入的吗啡，那天他终于沉沉睡去。
安同学的母亲已经在家中瘫痪7年，需要人照顾。但他父亲还是从甘肃赶来，静静地站在他床边，显得很拘谨。他的女友紧紧贴在他的床边，反复说着“宝宝，我爱你，我爱你”。之后安同学的入院治疗中，他女友曾整夜不睡觉，在手机上记录着他的状态，除了疲惫以外很平静。
之后，安同学病情突然恶化，开始出现癫痫和全身抽搐，并症状逐渐频繁，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为了控制他的癫痫发作，我们对他使用了抗癫痫药物和镇静药物，希望帮助他始终保持睡眠状态。
如果他能够表达的话，这或许也会是他最后的选择。我记得，在他离世30分钟前，房间只有六个人，安同学、他女朋友、他父亲、两个同学以及我。他静静地躺在床上，房间内很平静，只有她女友的呢喃和好友的告别。他的父亲则默默站在床尾，沉默不语。
《入殓师》剧照
那一刻，不知为何，我突然意识到，在最后时刻，他也许希望自己的父亲能握住自己的手。我不知道自己感觉是不是正确，也没有时间犹豫，只是默默为他们让出空间。当他的父亲真的走过去握住他的手时，安同学的呼吸停止了。
随后，他父亲走到床尾泣不成声，他的女朋友则依然握着他的手，不断说话。或许是太依恋这个世界，安同学的呼吸停止后，心脏依旧跳动了20分钟。大家都在等着安同学的心电图呈直线的刹那。
安同学生前曾经希望他的女友，能在他真正离世之前，握着他的手，不离开他的身体，紧紧抱住他。因此直到最后一刻，他女友的手才真正松开。那一刻，她大喊了一声，开始撕心裂肺地哭泣，释放自己的感情。
安同学离世以后，他的女友发现蜡烛被点燃时，火光的摇曳跳动，好像安同学的回应。从此以后都要以这种方式，去纪念安同学。她感恩两人的相遇。安同学沉默寡言的父亲和他的女友表达爱的方式显然是不同的，但两者没有高低。和很多我曾看到的人一样，即便走到生命尽头，安同学依然充满爱，也在被爱。而一个人，有了爱和被爱，才能变成一个幸福的人。
当然，我也曾见过另一些人，虽然健康，却痛不欲生。还有一些人，在生命末期，一直都是孤独的，希望被理解，希望被紧紧拥抱。疾病的诡异之处在于，把生活的角色和功能粉碎。学校和社会在教育学生，计划明天和将来，却没有回溯当下的视角。这种教育的后果之一是，一些年轻人即便拥有很多，却沉浸在虚无缥缈中，感到恐惧无助。他们原本可以给予社会更多帮助，现在却总在索取，变得毫无价值感，也找不到自己生命力，即便身体疾病缓解，依旧觉得痛苦，不愿意活下去。
死亡教育
在生活和工作中，我还曾遇到过一些年轻人和他们面对的死亡。比如曾有一个年轻人，有严重的死亡恐惧，从小怕上街，因为害怕高空坠物，洗澡时也会有溺水感，无法闭上眼睛，甚至夜晚睡觉，都不敢熄灯。因为时时刻刻被死亡笼罩，这个年轻人几乎不能正常生活。
《非自然死亡》剧照
我在海南工作时，还曾遇见过另一个痛不欲生的患者，他认为自己的存在没有价值，割了腕动脉，家属和医护人员每天守着他，但有一天，他上厕所时用方便袋套住头，打了死结，还是死了。
在我看来，这两个年轻人的情况，都跟缺乏死亡教育有关。相对与治病救人，如果看不到他们内心的坚冰，不能减轻他们的生存性痛苦，帮助就无济于事。但我们的社会的确更多地在褒奖那些见义勇为的人，忽视了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轻生。而另一些时候，因为缺乏死亡教育，当风险事件到来时，人们则会因为死亡恐惧和焦虑，变得惊恐万状，无法理性思考。
儿童死亡教育的最佳时期大概是6岁半，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形成了独立意识，会考虑死亡到底是什么，他会意识到死亡是永远的告别。但做死亡教育时，需要把话题平台化、柔软化、温情化。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国内有一些绘本教我们，如何与孩子谈生死，比如孩子问你说小灰熊死了，小白兔特别伤心，但死亡是怎么回事，没说清楚。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告诉孩子，现在爸爸妈妈每天送你上学，接你放学，周末陪你去逮蝴蝶，带你去爬山，给你买好吃的，买特别漂亮的玩具。有一天爸爸妈妈突然会变成天使，飞在天上看着你上学，晚上在梦里给你讲故事，晚上抱着你睡觉。这种解释孩子更能接受。
另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来源于未知，一些死亡应激事件，如果没有经过理性处理，会给人带来严重的精神创伤。比如一个孩子被蜜蜂蛰了，因蜂毒过敏，出现呼吸困难，孩子的妈妈很惊恐，打了，医院，最后孩子因为急性喉头水肿窒息，医院的路上，死在妈妈怀里。
这种事情，在事后，一定不要教育这位妈妈，当时应该如何正确地救助自己的孩子。我们应该适时进入“哀伤抚慰“环节”因为事已至此，如果还有这样的事后教育，她会痛苦一辈子。所以死亡教育，在这种时候，应该是根据它造成的后果加以梳理。但很多人死亡本身的思考不深入，这种事后风险，就很难规避。
《安乐死医师的遗产》剧照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一种默认的死亡场景，要么是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要么是秋风萧瑟，使人感到恐怖，感到被惩罚。因此，一些人面对疾病，遭遇不测，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死亡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就像托马斯·卡斯卡特有本书中写的那样《每个人都会死，但我总以为自己不会》，大家都觉得自己离死亡很远。
但现在有疫情这个契机，倒是让年轻人有了更多思考死亡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想在这个时候，跟年轻人谈谈死亡这个事。
（医院疼痛科医生，医院疼痛科医生，生死学与生死教育领域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