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我把你从这么点大，养到这么高，你有什么事情我不清楚？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会用双手比出一个婴儿的大小，然后把手掌举到和我头顶平行的高度。以此来演示我迅疾的成长。
她对我太过了解，这种了解远超过我本人。有时听到她这样讲，我就学着《老男孩》里李宇珍的口气对她说，如果这世界上有一门学科叫养儿学，你一定能成为专家教授。
三十年的时间，似乎在她这个简单的比划中便匆匆过去，始终在忙碌着一个又一个今天，记不得太多昨天，远眺未来的时候却又觉得明天何其遥远。我看到记忆已经积累到足以品头论足的长度，那些原本散落四处的陈年往事，忽然因为对一个人的细细考量而有头有尾地串联在一起，逐渐成了我开始诉说的佐证。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突然从梦里醒来，虽然睡前发高烧的症状已经褪去，我仍旧神志不清地开始呻吟。她惊醒后披着衣服走到我床前，摸摸我的额头，放下心来，问我想不想吃点东西，我当时确实是饿极了，根本没有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就对她说我想吃馄饨。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速冻馄饨的，黑灯瞎火的午夜也不可能有馄饨铺会开门。但她只说了一句，好，你等等。就扭亮电灯走进厨房忙活起来。她以极快的速度剁好了肉馅，擀好了面皮，也不知过了多久，一碗圆滚滚的馄饨就端到了我面前。我想那应该是她平生烹制的最快的也是最用心的一碗馄饨了。
伴随着那碗馄饨，我的童年印象逐渐铺展开来。在外婆的叙述中，她清晨出门的动作刻画地惟妙惟肖：用手提着鞋子，蹑手蹑脚往外走，然后轻声和外婆道别，这样做是为了不吵醒还在熟睡的我，一旦我发觉她要离开，她出门上班就会变成十分棘手的闹剧。
早年的记忆没有多少连贯的顺序，只有头顶长久暗灰色的天空一成不变。冬天的雪覆盖了我所看到的世界，洁白的雪片倏忽而下，她徒手奋力地拉着一筐新鲜的橘子朝着家门走来，身后的雪地上留下长长的轨迹，她走进来抖抖身上的雪，把橘子搬进门。每次她做糖醋里脊的时候，会用菜刀在猪肉上切出一排排绽开的花纹，再细细地裹上蛋液和淀粉，放进翻滚的油锅里，发出一阵剧烈的滋滋声，我会闻到沁人的焦香，她赶忙摆摆手叫我离远点，生怕四溅的油渍烫到我。然而她的手臂上早已布满了烧菜留下的细小疤痕，有如一圈深邃的年轮。早春的田野里，她会带着我姐跟我去挖一种叫马兰头的野菜，田埂的两边是无垠的油菜田，金黄色的花海中成群的蜜蜂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隆声，我生怕那些蜜蜂会蛰我，就拽着她的衣角战战兢兢低头走路。那时我还没有那些油菜高，她就像老母鸡一样护着我姐跟我，像极了那时候常玩儿的游戏老鹰捉小鸡。
我四岁那年出了一场车祸，之后一直身体不好，去医院是家常便饭。她为了多挣钱开始做起小买卖，经常的早出晚归，我父医院和家里。她总会因为我的病情而心神不宁，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医院回来都会跟她讲述我父亲是如何将我摁在腿上让护士用针管扎得我哭天抢地。十二岁那年我因为调皮磕破了眼角，伤口挺大的需要缝针。她咬着牙拒绝了医生给我打麻药，说是怕弄坏了我的脑子。听着我在手术室里的惨叫，她在外面等得口干舌燥，手足无措，好像天要塌下来，四十分钟的手术她等得像四十年。
她很注重我们姐弟俩的教育，上学以后我们家就一直订着《读者》和《青年文摘》的期刊，每次杂志被送到家，我就会如获至宝地拿到她面前，让她给我念里面的名人故事，她发挥着着极大的耐心把晦涩的文字翻译成我能听懂的语言，给我讲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发现了蕴含在书籍中的乐趣。然而后来她就开始恐惧这项费时费脑的繁重工作，因为我会经常要求她像录音机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书中的经典桥段。只有初中文化的她万般无奈，只能偷偷把这些杂志藏起来。
而我就像一个小侦探一样，从衣柜里或者床底下把这些杂志又重新翻出来，继续缠着她，带给她新的痛苦和无奈，我甚至还会就书里的内容向她提出刁钻的问题，比如说我会牛顿被苹果砸了，疼不疼？哭了吗？她简直哭笑不得，这些事情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她向我讲起无数次，成了她对我的童年极为深刻的一种记忆。那时她盼着我能早日上学识字，以便独立阅读这类刊物，早日将她从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或许就是她盼望我快点长大的原始诱因。
然而如今的她又会时常翻着相册对我说，你看，你还是小时候长得好看。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你嫌我现在长得丑就直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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