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8年，何成没有逃过一节课。
毕业3年，他却只工作了16个月。
辗转3个城市，换过4份工作，做过教培，进过工厂，当过“宅男”。现在，何成在重庆靠送外卖谋生，月赚，并因为“硕士毕业送外卖”上了新闻，引发热议后，他的社交账号涨了上千粉丝，附赠各种评头论足。
何成不是唯一被围观的高学历外卖员。浙江大学博士孟伟在上半年就因为送外卖上过新闻，并在近期出来道歉说：“对不起，孟伟给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丢人了！”
但何成不认为这是需要道歉的事：“送外卖不丢人，觉得送外卖丢人才丢人。”
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尊严，而是收入。一家人中，何成母亲的学历最低，反倒挣钱最多。硕士毕业的他、大学毕业的弟弟，都不如母亲在上海做护工的收入高。
从大专一路考到社科院硕士，学历对何成的就业并非没有“加分”。他曾在长沙一家做手机屏幕的工厂工作过8个月，朝8晚8，月入左右。工厂规定，大专生每月元补贴，本科生元，何成作为硕士生，可以拿元。
送外卖，对何成来说，不是职业，只是又一次职业转换期的过渡。但他的学历和技能并不能让他在当前求职市场有竞争力。他还有一个要命的弱项：迄今都没有一份像样的简历。
他从小就很少用电脑，不玩游戏，也不聊QQ，导致他现在打字都还很慢。很多基础的电脑操作，他也都不熟练，包括Word排版——简历，真的是简单的罗列。何成并不擅长用文字来修饰自己的经历，他最大的兴趣爱好是唱歌、运动、打乒乓球，也对求职没什么帮助。
他从未把送外卖当作正经营生，这只是他又又又一次职业过渡。但是他也说，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干什么，对未来“一片茫然”，他没有计划，也不喜欢做计划。
上了8年学，没学会写论文
“那些条条框框我搞不定”
从年到年，从河南信阳的乡村子弟，到北京科技大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再到专升本进入北京联合大学，最后成为社科院民间文学专业的硕士生，8年求学，8年升级，并没能让何成爱上北京。
他说，在北京地铁里看到挤挤挨挨面无表情的脸，会觉得那是“被生活摧残”的写照。对于他来说，北京是灰色的。
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自己的故乡：爬树、掏鸟窝、下河抓鱼摸河蚌、上树摘果子、挖莲藕，采槐花，拔花生，摘桑葚满手满脸都是黑紫一片，用啤酒瓶捉马蜂被蛰得满头是包……
但高考失利和对复读的厌倦，让他决然地接受了来北京读大专的命运。
火车门打开的一刹那，他就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压力。在学校里也有压力，来自那些早已准备好毕业去向的同学。很多同学都是北京本地人，未来会在或公立或私立的幼儿园上班。还有一些同学，是冲着学校专升本的升学率高来的。何成说，自己并没有准备好去当老师，他觉得自己高中时没学到东西，所以要在大学阶段好好学习。
仿佛顺理成章，何成开始加入专升本备考队伍。但作为一个“不做计划”的人，他到了大三，才知道有专业的备考教材。只是因为，在自习室里，目光偶然扫到别的同学桌上。
专升本很顺利。何成说，专升本的英语甚至比高考英语还要简单些。对他来说，“背单词是件简单的事”。而本科的专业与专科一样，学习压力瞬间减轻，这给了他短暂躺平的机会。
但专升本的学制只有两年。在这两年中，何成花了三个月时间备考研究生。但问起他为什么考研时，他说，大专不能读研，好不容易上了本科，有升学机会，就要尝试一下。他引用一个老师的话给自己的选择找到合理性：“你决定了，选好了，然后坚定就可以了。”
但何成不想继续学英语专业了。他对好几个文科类专业动过心。开始想着“整整中文”，但又觉得自己半路出家没法跟本科就是中文的学生竞争；后来又想学心理学，去图书馆借了相关的书看，又觉得知识体系过于繁杂，“没有一两年拿不下来”，他只有三个月备考时间。
他想过学哲学，但觉得哲学知识系统太庞杂，还是“一时半会搞不定”，还有一个选项是马哲，但出路是当老师。何成并不想当老师。
选来选去，社科院民间文学的神话学专业进入了他的视野。
“这个专业只招两个人，是个好机会。”而且，神话学是研究人类灵魂的东西，让他很有兴趣。
研究生面试，何成发现确实只有2个人参加。他押对了。
但入山门易，入学术门难。何成对神话学的兴趣渐渐消磨没了，因为他写不好论文。他说，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高中的状态，学不进去。一方面，他不管看多少书，也没办法把资料整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他觉得，论文的各种条条框框“搞不定”，什么研究意义，什么文献综述，他总结不出研究意义，因为觉得“其实就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是何成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他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就在论文答辩的时候遇到过卡点。论文答辩的时候，别的同学讲5分钟左右的论文表述，他只能讲2分钟。
现场的老师还有点诧异：“这就没了？”
“嗯，没了”。
第一轮论文答辩没有通过。他认为本科阶段自己在论文上没得到老师多少有效的指导，而研究生阶段可能会好一些，毕竟研究生要学三年，有三年时间磨练写论文的能力。但三年下来，何成还是“搞不定”。
躺平是常态，工作是间隙
“毕业后第一份工资是块”
研究生一毕业，何成就回到了家乡。
在家里躺了两个月。家里人劝他，看看县里有没有招英语老师的，在附近找个工作吧。何成有初中教师资格证，但很多工作要求有经验，他面试并不顺利，甚至被“家庭作坊”拒绝过。
直到年11月，他才找到一个培训机构的工作。
何成对这份工作并不适应。一方面，他虽然有教师证，但没有系统学习或演练过教学技巧；另一方面，培训机构对老师的要求不只是教知识，还需要“哄住学生，让学生喜欢”，以及让家长认可，愿意持续付费。有一次，何成夸一个孩子特别优秀，销售就来找他说，不能给家长造成一种孩子不需要额外报班的印象。
工作了1个多月，学校放假。何成回到家里没几天，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
从1月份到8月份，何成一直宅在家里，非必要不出门。第一次因为“必要”走出小区是5月份，他发现自己头发实在太长了。
何成之前效力的培训班在年3月份再次开学，但因为疫情原因，授课形式转为线上，但需要老师前往办公室。何成拒绝了，他觉得，疫情还没控制住，怎么能随随便便去上班。于是，培训机构付了他多块工资，双方分道扬镳。这是何成毕业后的第一份工资。他在该机构上了两个月班，但第一个月是不算工资的，算岗前培训。
“我还不想找工作，我不知道怎么找，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就不出去。”
年8月，何成终于决定进入找工作节奏，找了一圈发现，能做的还是只有教培。
这一次何成做满了一个学期，先后带了三个班，每月薪水元，精神压力很大。
何成教的班级是初三，机构只做初中段培训，初三的学生不会续费，所以才会把班级交给何成这样的新人练手。何成开始教学后，陆续有不满意的家长要求转班或者退课，一段时间下来，班里新增加了2个学生，离开的却有10个。何成自己分析，自己的问题是面对叛逆期的学生控制不住脾气，会跟学生说一些类似“不愿意学习就退费，没人拦着你”的话。他自我解嘲说，如果有人给他录视频传到网上，别人一定会认为他有暴力倾向。
熬到年3月，他辞职回家。又一次进入了吃饭睡觉刷手机的“躺平“状态。
何成觉得，自己的宿命是每到8月就能迎来改变。到了年8月，他终于决心翻身时，伴随而来的是一场家庭的变故。
崩溃，突如其来
“生米已经打湿了，就吃了吧”
何成的父亲先是被人拉去买保险，不但给全家都买了，还要拉人头。
何成对此不以为然，他告诫父亲说：你根本不明白保险是什么。保险赔付的价值，是你一旦出了事，能减轻你一些经济压力，不是为了让你发财。
但父亲听不进他的话。在保险拉不到人头的时候，又被带进了传销组织，卖保健品。那个所谓保健品的宣传是“可以治疗癌症”，“医院都在用”，很多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用了都说好。
何成在网络搜到了这款保健品的很多打假文章，把文章发给父亲，父亲不予理会。父亲甚至提出，要让何成的爷爷奶奶尝试下产品。等快递送到了家里，何成觉得自己精神崩溃了。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在家里待下去了。他要逃离。
一件小事坚定了何成逃离的决心。某一天，何成把米泡在水里，准备开始做饭的时候，一个外地亲戚突然来了，电话邀他出去吃饭。他把锅里的水倒掉，留下了打湿的米，就出门了。第二天，何成用前一天的那锅湿米做了饭，吃了以后上吐下泻。
当天晚上，他直接订了票，目的地长沙。在那里，他认识一个做工厂直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