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当中，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中国人想家。人们回到自己的原点，与最亲近的人团聚，共同追思先人，为来年祈愿。一年当中，也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今年春节，澎湃人物推出一组策划“家族志”，试图记录平民的历史，打捞普通人的声音，为他们留下生命的踪迹。
我们村东临长江，几十米高的江堤外就是白茫茫的江水。
12年前的夏末晚上，田野里蛙鸣起伏。我在跟母亲吃晚饭时得知：爹爹被蛇咬了。爹爹，在我们那里，就是爷爷。
爷爷在村里开了间小卖部，晚年他得了重病，为了减轻儿女负担，晚上去家附近的防汛站守夜。
母亲说，那天，爷爷在小卖部吃完晚饭后，握着手电筒独自去防汛站。他穿过长满野草的乡间小路，被一个东西“嗖”地在腿上叮了一下。
农村人一般认为唾液有消炎功效，爷爷弯腰用手沾了唾液在伤口处涂抹了几次，继续就着手电筒微弱的光走到防汛站。
等到进门看伤口，才发现咬他的是蛇。唾液没起作用，他觉得不舒服，掏出手机给儿子打电话。
儿子们把他接回小卖部，赤脚医生用布条绑住他的腿，不让蛇毒蔓延。爷爷的伤口处敷着草药，呈青紫色的右腿肿得比左腿粗一圈。我用手指按下去，皮肤上留下一个深深的指印，肌肉失去了弹性。
他靠在躺椅上，眼睛微睁，面色苍白。15岁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他——印象中的爷爷有着宽大的额头，上面刻着深深的皱纹，他总是精神的，活跃在村里的大事小事上。
每逢稻谷、棉花和油菜籽等农作物买卖的时节，他是那个张罗收购贩子的组织者；货轮停靠在江边，他是那个上船运送物资的人；他也是村子里第一个开店，最早安装电话和骑永久牌自行车的人。
爷爷没有当过村干部，却在村里很有威望。在我们家族内部更是如此。我们家没有家谱，也没有祠堂，65岁的爷爷是最年长的长辈，是家族里的大家长。
爷爷有六个孩子，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父亲排行老三，上有一个哥哥和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除了小叔在外，大伯伯、我父亲和三叔都在我们村娶妻生子。
大伯伯有两个女儿，都比我大。我家有我和弟弟。三叔的独子最小。
爷爷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如何称呼彼此。弟弟习惯于叫我“姐姐”，爷爷纠正他叫我“三姐姐”，分别叫大伯伯的两个女儿“大姐姐”和“二姐姐”。他也这样教三叔的儿子。
在这些称呼中，爷爷教给我们几个80、90后的小儿女，什么是“家族”。
玻璃下模糊掉的家人证件照。文中图片均由白水提供
在老家的亲人都聚在了一起。我们希望，爷爷第二天早上会好起来。
第二天早上，爷爷突然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递给我跟弟弟，嘱咐妈妈好好照顾我们。下午，医院，次日，医生说救不了了。
爷爷要回家。我坐在救护车上，看着已经无法说话的他，脑子里闪过无数的回忆。
记忆里爷爷虽然常虎着脸，但又是温和的。小姑姑小时候玩踢毽子，爷爷也踢，还笑称她不一定踢得过他。
有一天晚上，他遇到一个迷路的女孩在江堤上徘徊，担心她遇害，带她回家，帮她找到了家人。
还有一年夏天，我跟母亲在家吃饭，突然一个女乞丐坐在家门口不走。女人穿得破破烂烂，头上都是血迹，苍蝇围着她飞来飞去，她一直瞪着我们。
我那时小，害怕，母亲胆小，也怕，试图让她走，她不理。最终爷爷来了，他不嫌女乞丐邋遢，也不生气，径自走过去牵着她离开，把她带到一处荫凉的地方，给了她一些食物。
我和弟弟在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到爷爷的小卖部玩，期待在那里得到一根冰棒，爷爷永远会满足我们。我跟弟弟被蜜蜂蛰了，两人大哭。爷爷跑来为我们吸去伤口的蜂毒。
右边的大大泡泡糖是童年的记忆，还跟十几年前爷爷经营时的小卖部一样。
爷爷对我们几姐弟寄予厚望，希望我们像考上大学，走出村子的小姑姑那样，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从医院回到老家，已经是晚上，家人围在爷爷的床边守着他。他非常虚弱，想说话，用手无力地拉扯氧气袋。家人听他的，取走了氧气袋。
他说话，我们静下来听，却无法听清。他吃力地在纸上写下字，依然无法辨认。
几分钟后，他离开了。我们仍是不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
15岁的那年夏天，我没有读懂爷爷的遗言。我与他生命交集的十几年里，对他了解甚少。似乎他天然就是我的爷爷。
今年春节，我回到村子，想去追寻爷爷的过去，却仅能从奶奶和跟爷爷同年代的老人口中拼凑一些记忆碎片——村子里的老人在迅速衰老、减少，已经没几个比爷爷还大的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没有接受过教育，不善言辞，对于遥远的过去记忆模糊。
奶奶甚至不记得自己生于哪一年。她只知道爷爷比她大两岁。年出生的同村老人金爷爷告诉我，爷爷跟他同岁。
金爷爷避讳谈我爷爷的父亲的事，他认为那不光彩，因为成分不好，爷爷年轻时想当民兵都当不上。
奶奶从死去的曾曾奶奶那得知，爷爷的父亲曾是一名国民党兵，回家探亲时，随身携带枪。晚上，几个邻居抢了他的枪去抢东西，结果被抓，他受了牵连被处决。
爷爷的父亲有两个老婆，他是第一个老婆生的。他父亲去世时40多岁，爷爷才3岁，他母亲两年后也死了。他的奶奶独自抚养他。
那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底层百姓过着赤贫的生活。爷爷的村庄每家都是茅草屋，芦苇秸秆做墙壁，草做屋顶。有的人家有三间屋，有的是两间屋。茅草屋没窗户，有人在屋顶开一个口让光进来，叫做天顶。
带天顶的屋子被称为“亮几间”，不带天顶的就叫“黑几间”。爷爷住的是黑三间，屋高6尺，站直了手能够到屋顶。
曾曾奶奶疼爱他，送他读书，这在当时是件奢侈的事。隔壁比爷爷大四岁的张奶奶那时就没书读，每天要放牛、磨麦子。
和爷爷同龄的金爷爷年入私塾读书，学费是一学期一担稻。先生让他们背书，背不出就拿树条打手心。他们念：人之初，性本善。
读了一学期，遇到破圩（意指“洪水”），江水淹了稻田和人家，私塾没了。金爷爷一本书还没念完，就开始替人放牛。
而我的爷爷一直读到了小学毕业。18岁时，村里人为他物色了一个姑娘娶亲，就是我奶奶。
金爷爷回忆，我奶奶刚过门时，爷爷在的生产队还不是很景气。婚礼那天，她穿着一件带花的衣服，扎着两个辫子。
穷有穷的闹法，大伙儿都涌到爷爷家喝酒，年轻人喜欢热闹。“你奶奶不情愿，我们把她直接推到房间里，外面门一抵，门扣拉上。你奶奶在里面尖喊，哭”，金爷爷说完羞涩地抿嘴笑。
这是奶奶绝不愿意跟我说的。我不知道她是忘记了，还是不愿意说。她只是感叹，“那哪里叫结婚呢？他们说把我给婆家去，我哪晓得给婆家是做么事啊！”
在奶奶心中，那个年代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穷。这导致了她一生的不甘。
奶奶的母亲在年近50岁时生下她这个幺女，她的父亲给有钱人家做帮工。有一天，父亲正在场上收稻谷，地主穿着大长袍子，戳根拐棍来了。
地主把父亲堆好的稻子往自家搬。奶奶看到后，一手拉着母亲对地主喊：“你把我家稻子搞走做什么？”
地主说：“是我家的，哪是你家的。”
“这稻子在我家啊！”年幼的奶奶不懂。
地主把拐棍往地上一戳，说：“这是我的稻！”
家穷没得吃，他们每天打野菜，吃野薅子。又逢奶奶的舅舅死了妻子，只有一个儿子，便要领奶奶做女儿。奶奶的母亲已有四个孩子，就同意了。
两年后，奶奶偷偷从舅舅家跑了回来。母亲打她，要她回去，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却坚持不回去。
奶奶有两个宠她的哥哥，挖荸荠给她吃。她记得荸荠好大一个，堆得高高的，“我高兴死了”。
奶奶十岁时，哥哥提议让她念书，舅舅替她出了一学期两元的学费。她每天背着小板凳去学校，成了这个贫农家庭里唯一一个读过书的孩子。
但考上初中后，父亲让她停学了。回家后，村里让她教穷孩子认字。这大概是她一生中最受尊重的时候，但只持续了几个月。她父亲不久生病去世，家人打算把她嫁给爷爷。
奶奶所在的村子，与爷爷家相隔二三十里路，走路要半天，途中要摆渡两次。
她嫁过来后，没多久又跑回家。爷爷找她她也不理，一年以后，她母亲把她送来了。
她终于随爷爷住进了那三间茅草屋。奶奶那年16岁。
对于这段自己做不得主的经历，奶奶感到遗憾，“不想了，这是你们的时代了，”她说。
奶奶生完第一个孩子，爷爷想杀一只鸡给她补身体，但曾曾奶奶不同意，她跪在奶奶的床前骂她。奶奶如今也不懂为什么。
生完第五个孩子，妇医院上避孕环，上完环，她下地割草，痛得蹲不下去，医院取环。
后来，奶奶又怀了小叔。她不想生。爷爷坚持让她生。临产前，她坐在床边地上，痛得差点死过去，爷爷想把她抱到床上躺下，刚抱起，小叔掉下来了。
因为读过书，年前后爷爷在生产队所在小组做会计。那时劳动按工分计酬，家家户户按工分领取粮油。
孩子多，工分挣不足，爷爷家成为“超支户”，又叫“欠款户”。分粮油时，别人家用木桶挑油，他只能拿瓶子装。
爷爷做会计时也得下地干活，但没过几年，他就不做会计了，跟大家一样干活。他吃苦耐劳，挑得起多斤的重物。
金爷爷与爷爷在同一个生产队。稻谷农忙时节，一天睡不满两个小时。夜间三点，队长拿喇叭喊大伙起床干活。割完稻子，女人挖稻梗，男人打稻谷。做完后，继续插新秧。
即使整日劳作，依然“饿得要死”——水稻、油菜和麦子种了许多，却长不出庄稼。人吃不饱，也没力气干活。
“那些干部鬼搞，田里没收稻，他说一亩多少多少。”奶奶说的，是年发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高指标”、“浮夸风”在民间大肆泛滥。奶奶卷入了这些历史事件，但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她，迷迷糊糊地承受着，说不清来由。
土地贫瘠，农民从长江割青草做肥料。稍闲时还得挑泥土建江堤。如今几十米高的江堤，全由人从江里挑来泥土垒起，挑完将土踩夯实。不论男人女人，一天挑12个小时。金爷爷的母亲挑泥时不幸落水，之后生病发展成肺痨，死了。
做工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70年代，爷爷开始寻求新出路，他去江南扛回毛竹、沙料做买卖，或去市区拉板车运货，常常十天半月不回家。
80年代初，乡供销社在各村设分点。爷爷跟村干部关系好，盘下了村供销点自主经营。供销社空间大，有柜台、秤和算盘，全村只此一家。我每天放学经过，非得冲进去讨要点零食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爷爷在供销社待了19年，每天独自住在那。
渐渐地，村里杂货店多了，供销社赚不到钱，他只得关门回家开了小卖部，之后又一直在小卖部独居。
小卖部里的气球，现在小卖部由大伯伯经营。
爷爷好助人。他跟信用社的人关系好，常有人托他帮忙贷款，他不知道拒绝，用小卖部做担保。但贷款的人不一定还，也不一定有能力还，最终麻烦又回到他身上。
乡里加高加固江堤时，工程队的工人都住爷爷家。他们都跟爷爷相熟，交口称赞他的为人。因为好结交朋友，爷爷常在外喝酒应酬。
他很少在家，跟孩子也很少交流。小姑姑觉得他“对家人比较凶，对外面人特别好”，奶奶则絮叨着“他不晓得关心家里，不晓得，不晓得……”
爷爷脾气时好时坏，谁惹他不高兴，他很快脸一黑，眼一瞪，所以孩子们都怕他。三叔小时候不读书，爷爷发脾气要打他，他把书包一扔，拔腿就跑，晚上睡在同学家不敢回。等第二天回来，爷爷已经走了。
爷爷喝酒后老跟奶奶吵架，家人都这么说。在供销社的后几年，他喝完酒后难受又吐不出来，奶奶说他几句，他就要打人。
家人说不清楚他是爱酒，还是迫于应酬。但凡有酒，他就喝，以致后来肝出了问题，医生叮嘱他不能再喝。
但即使生病，有人邀请他仍不拒绝。“孬（“孬”是方言里骂人的话，意指脑子有问题）喝酒，真是孬喝酒。人家还没喝，他已经喝下肚子了”，奶奶形容他。
2年的一次，爷爷晚上在邻居家喝酒，奶奶劝他，他不听，两人回来后打架，一直闹到半夜。
爷爷后来紧闭大门把自己关在小卖部里，家人喊，他也不开，只是隔着窗户对我母亲喊，让她好好照顾我弟弟。弟弟是他的长孙。
在乡间精神生活乏善可陈的年代，喝酒大概是最便利的交际和消遣。金爷爷年轻时也跟着爷爷喝酒。他记得，爷爷喝醉了就说：“喝啊，喝啊，我差死你（方言：意为喝酒不会比你差）！”
我很想从金爷爷那知道他们喝酒时的谈话，但他不记得了：“没有什么时间在一块聊天，晚上睡觉时间短，白天要干活，上工时也没时间扯。不扯，不扯。”
金爷爷不赞同爷爷不关心家庭的说法，“男子汉在家里守着，没有什么大出息。”他认为正因为爷爷“混得好”，儿女们才读得起书。
爷爷不强制孩子读书，大姑姑因为要照顾弟弟妹妹，没有读书。男孩们对读书没有热情，念着念着就没念了。
大伯伯读书时，赶上“文革”，学生们效仿张铁生交白卷，“不学外国文，照当接班人”。“小升初”时，他去参加升学考试途中跌入水塘，考试也不考了，穿着湿衣服直接回家了。
我父亲最调皮。他读初一时，每天在玉米地里打牌，输了就撕一页书，这样念了一学期就没念了。
只有小姑姑一直读下去了。生于年的小姑姑喜爱读书，奶奶也支持她读书，她有时搬了小凳子坐在屋前写字，爷爷凑上来，看到她的字好看，就忍不住跟人炫耀一番。
年，小姑姑考上省城的大学，爷爷杀猪，请客，送小姑姑去省城。那是小姑姑第一次坐汽车出远门。爷爷在学校的招待所住了一晚上，就走了。
“他坐学校客车到火车站，我跟在后面哭着撵，我说我要回家。一个老师就喊：‘回家干嘛，有什么出息’，”小姑姑后来在省城结婚生子。
除了小姑姑和小叔，孩子们的结婚对象都是爷爷物色的。80年代末，他给大伯伯和大伯母办婚礼，张罗着放映了两部电影。这在当时是很有面子的事。
后来，他在村里办事时认识了我母亲。母亲住在离我家不到两公里的另一个队。她年轻好看，总是安静地坐在屋里捏鞭（方言：意为制作鞭炮），贴补家用。爷爷回来就让父亲去见见母亲。
一手操办了子女婚事的爷爷努力在家族中树立威严。我父母刚结婚时，跟爷爷住在一起。有一天，母亲在吃饭，父亲对她做鬼脸。母亲开玩笑对他说了句“孬子”。
爷爷听到了，就骂母亲。母亲赌气，把碗扔在地上走了。爷爷让她捡，她不捡，跑到外婆家住了一个礼拜，她回来时，碗还在地上。爷爷不让家人碰，仍旧让母亲捡起来。
但随着孩子长大，他渐渐失去这份威严。小姑姑在省城读书期间，认识比自己大几岁的姑父，两人恋爱了。22岁的小姑姑回家告诉爷爷，她打算结婚，爷爷不同意，大发脾气，吼道：“你要是去，我一分钱不给你！”说完就跑了。
小姑姑那时刚毕业，被分配到老家的城市工作，与姑父异地。她不明白，爷爷不同意是因为两人异地，还是希望女儿的婚事由他作主。
小姑姑仍旧结婚了。爷爷没有送她。他们也再也没有聊过此事。但小姑姑每年过年和小姑父一起回家，爷爷依然热情，总去买很多东西招待他们。
当爷爷的儿子也变成父亲时，爷爷的威严更受到威胁。在我的记忆里，三叔结婚后，因为家庭纠纷，常跟爷爷吵架。有一天晚上，他们吵完，三叔吼着拿铲子要打爷爷。
爷爷的小儿子，读完初中离家在一个沿海城市打工，之后娶妻生子，买车买房，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他有了孩子后，因惹事入狱了。
我始终记得，那天晚上，当生病的爷爷得知这个消息时，他紧闭嘴唇，面色凝重，说不出话，额上的皱纹更深了。他生气，难过，羞愧。
他的病最终被诊断为乙肝。这之后，他暴躁的脾气消失了，所有的家庭纠纷似乎也得到了缓解。
为了减轻子女负担，爷爷晚年在防汛站做夜间看护。防汛站建在一片新开发的工地上，傍着江堤，人烟稀少，荒凉极了。
60多岁的他，每天一个人沿着田间小路，穿过茂密的漆黑的草丛，走到那片荒地上。
我那时读初中，每次骑车上学经过江堤总会看到防汛站，天还未大亮，高高的建筑里只有一个窗户透着孤单的亮光。
有一天晚上，他打着手电筒来我家和父亲聊天，他说，打算拿出一部分钱留给弟弟买自行车上初中。灯下，我看到他眼睛里噙着泪水。没多久，他就打着手电筒离开了，一个人消失在乡村漆黑的夜里。
乡村的夜，是扎扎实实的黑。
爷爷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
爷爷的小卖部由大伯经营，只是奶奶仍旧每日守在那卖货。
爷爷唯一还存留的物件，本是个茶叶盒，爷爷用来做钱罐，铁盒表皮脱落，大伯伯仍在用它做小卖部的钱罐。
爷爷去世前几天，曾跟奶奶坐在一起闲聊。聊着聊着，奶奶就哭了。他说：“别哭，我们俩迟早都要分开”。奶奶说：“你走了以后，留我一个人在这小屋里”。他说：“你别怕，我不会吓你”。
爷爷弥留之际，我父亲在外打工，赶到家时爷爷刚刚断气。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父亲的眼泪掉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哭，也是唯一一次。家人烧爷爷遗物时，父亲特地留下了一件爷爷的棉衣，穿在了自己身上。
几年后，小叔也出狱了，在爷爷坟前嚎啕大哭。
如今，我父亲的一言一行变得越来越像他的父亲。我离开家乡去了小叔打拼的城市工作，成了我父亲的骄傲。大伯伯的两个女儿都生了孩子，他们并不知道爷爷曾经的存在。
压在玻璃下模糊掉的家人照片，左下角有小卖部的柜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