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矮的石墙，围着偌大的院落，三棵粗壮茂盛的山楂树，几乎占据了半壁。四周的房舍，已坍圮作废。唯独正面那三间瓦房，几十年了，在风雨中顽强屹立着。
没有犬吠，没有鸡鸣，没有喧嚣，山楂树从体内，翻出那一簇簇白色的小花，在夕阳余晖中，等待晚归的斑鸠。它们站在高高的树枝上，显得孤独，又快乐。
夜色降临，柴门眼睑般闭合，三间瓦房里，渐渐透出微弱的灯光。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春风中，一个音容已模糊不清的身影，在那儿踱来踱去，在我极其有限的童年记忆中，挥之不去。
我不知称他赤脚医生是否确切，他来这个村庄的时候，比今日写这段文字的自己还要年轻。彼时，或许我正躲在花苞里的迟疑之间，为是否要来到这个世界而莫名苦恼。
三间瓦房是村里一位退休教师家的，本来是这位退休教师留给儿子一家住的，后来他儿子带着妻儿搬去了城里，这个院子就闲置下来，直到迎来这张年轻的新面孔。
那时候村里的卫生条件是极差的，也是极其艰苦的。我曾见过，一个注射器针头，医生用完后都不舍得扔，放在小铁盒里，下次打针的时候，用烧开的热水烫会还可以循环用。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年代，有些传染病不能得到遏制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
说实话，我还从未见过他给别人打过针，开药也只是头疼，感冒这些小毛病。三间瓦房，里面没有隔断，没有吊顶。简陋的药柜和椅子前，放着一张从学校弄来的课桌，作为给病人诊断和日常办公的平台。四壁之上，开国十大元帅骑马的英姿挂相，依次排列。唯独那张画着人体骨架的结构图，才让人把眼前这个年轻人和医生联系起来。
然而，平日里很少有人来看病拿药，所以大部分光阴很是清闲。他既不像别人那样去地里干活，也不像农户那样在院子里养一些鸡。对他来说，只剩下桌上那本破旧的厚书，用来打发时光。
这里离我家不足百米远，每次去村里的大街，我都要经过这个院子外。越过低矮的石头墙，有时也会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在枝繁叶茂的山楂树下踱步。亦或，把目光投向很远的地方，站在那里若有所思。
印象中，唯一一次找他看病，还是母亲带我去的。那次事件，让我铭记至今。
某个夏日午后，村里几个光屁股长大的玩伴，相约去戳蜂窝，好奇心为我做出决定，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和马蜂不同，我们所寻找的对手，把巢穴修筑在了地表下，仅留了一个圆形的出口，可知难度有多大。这也不是普通的蜜蜂，是一种比蜜蜂还要小的蜂，攻击性极强，不让人靠近。很多割草的人，都曾被这种蜂蛰过。
小伙伴们准备了长长的竹竿，作为攻城武器。我们趴在沟对面的红薯地垄上隐蔽。然而，事情进展并不顺利，这帮家伙似乎被彻底激怒了，围着我们的头顶满天飞，只要一动，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俯冲下来，进行一番狂轰滥炸。所以大家都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
偏偏不幸还是降临到了我头上。当时一只蜂落下来要钻我耳朵，吓得我不由伸手把它捏死了。未想这一捏，把自己暴露在了密密麻麻的敌人眼皮底下。可知后果有多惨重。
当我哭着，喊着，从那块红薯地里逃出来的时候，头上已被蛰得浮肿了，麻得不知疼痛是何。只知道一个人去山上找母亲，母亲看到后，疼得直掉眼泪。一边骂小伙伴不帮忙，不该带我去做这么危险的事，一边背着我下山去找这位赤脚医生。
那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瓶紫色的药水，在山楂树下拨开我的头发，用棉球棒蘸着，小小翼翼地把药水，均匀地涂抹在浮肿的伤口上。直到今天，我仿佛还能感受到那药水洒在炙热伤口上的清凉，和那双山楂树般宽阔而年轻的手。
曾经的玩伴，很多人成了同学，后来又成了朋友。偶尔，谈起这件事，他们依旧记忆犹新，显得饶有兴致。
然而，对我来说，那年那树那人，已不复再来。我甚至不知那微弱的灯光，何时熄灭，一片寂静的。
像这个名字无声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