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在每一个像这样滴滴答答的雨夜里，老屋都会一点一点地降低着它的高度。你若天天见着，自然看不出它的变化，好像是面对一个老人，你只有隔着一年半载，你才会发现他老得迅速。
曾经，老屋还算高大挺拔。筑成墙的泥土从一片临近的菜地里取来，混合着谷草茬、篾条、木头等最容易取得的材料，共同构成一段遮风挡雨和组成一个家庭的高度。现在，它老了。它从哪里来，最后就回到哪里去。一年四季的风和半个多月都不曾停下的秋雨，正把它高度一点一点降低。它把泥土还给土地，还给次第荣枯的植物。直到它真正地贴近大地，贴近植物的根。那时，你再路过这里，老屋就是一个难以讲得清楚的故事。
父亲在这里出生，然后他长大，然后娶妻，然后有了我们，然后我们长大，然后我们离开了这里……每一个“然后”都有一段故事，承接着我一生中不曾断裂也不忍丢弃的回忆。老屋，作为真正的土木建筑，它不包含任何现代社会的科技元素。是一个时代里，祖辈的汗水和更老的祖宗留下的式样混合而成的产物。构成它的泥土里，包裹了菜根，包裹了鸡屎，包裹了祖母在这里劳作的抱怨和一只蛐蛐若无其事的鸣叫。当这些泥土变成了墙，当那些松柏木变成了檩子，当那些同样取自泥土的黑色瓦片共同搭建了一座房子之后，一个家的雏形也就形成了。然后，娶妻生子和断续的炊烟，就是对农村家庭概念最基本的阐释。
老屋就顺理成章地盛放了我们的童年，是我无法选择和回避的童年。我在这里通过一个本村赤脚医生的帮助而呱呱坠地，我在这里度过由棍棒的威严和温柔的抚爱交织而成的漫长童年。随着阳光的曝晒和干风的吹拂，老屋慢慢裂开了。透过那一道道裂缝，我们可以听见父亲回家沉重而严肃的脚步，可以看到母亲背一筐青菜，唤回鸡叫，也唤来天黑的的身影。透过那一道道裂缝，我也慢慢明白什么叫“家徒四壁”。有时，我很恨这个家，也就顺带恨这栋老屋。我恨它半月间，烟囱里飘不出一丝肉味，恨放学回家饥肠辘辘时，掀开锅盖只看到的清汤寡水，恨那个伴着母亲出嫁带来的箱子里翻不出一身像样的衣物，恨它墙角里挖不出半块财宝。
然而有时，我又很满足。冬天里，高大的风总是撵着老鼠从屋顶跑过，虽也有一丝细小的风挤进来，呜呜咽咽，若鬼夜哭，但不足以撼动那盏虽然摇曳的煤油灯。隔着麻布罩子，也能做一个无忧无虑的美梦；夏日里，疾风骤雨，也总会有一个干燥舒适的门槛，让我骑在上面旁观那些自檐头落下毫无顾忌的雨。在这里，我慢慢地学会了更多的生字，慢慢地算得了更加复杂的数学题，慢慢地听懂了母亲棍棒里的道理，也慢慢地从一个黑白电视中看到了彩色的世界，听懂了来自山外的普通话语。守着这老屋，我们会在门口的晒坝里把谷子晒干，收进粮仓。养几只忙碌啄食，但长得缓慢的鸡。会把在山坡上扯破的裤子交给母亲缝补，也会把母亲用新磨的麦面炕成的大饼带给路上的同学分享。老屋的门，就看着我天天走进来，走出去，看着我长大，渐进的过程。
你要问我童年里的理想是什么，那一定是每个早晨，能像城里人一样喝上一碗稀饭和吃上流油的包子。你若惊讶，我也会告诉你，我的理想也包含了当宇航员，当科学家。但我想，宇航员科学家怎么也是从吃上稀饭包子，再开始吧？所以，老屋教会了我怎样填饱肚子的生活实际，也教会了我在生活之外的理想的圆滑。慢慢地，我的认知，不再是生字，不再是数学应用题。电视里的彩色世界，山外的尘烟逐渐将我包裹。我的脚步在蔓延，我的理想在膨胀。我也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我绝大部分的生活时间都在城里，那我姑且也算是一个城里人吧。你看，我也坐进了汽车，我也钻进了楼房。我在繁忙的大街上和林立的高楼里，如鱼得水，宾至如归，得意忘形！
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最容易想到食物；当我们去路迷茫的时候，最容易想到来时的根。人穷则返本，老屋就是我的根，我的本，是我人生离家出走的原点。但不知什么时候，我开始了怀念老屋。也许是从一缕冒犯了城市的炊烟，也许是某个不期然的落日，也许是眼前这个滴滴答答的雨夜。然而，老屋真的老了，所有的修缮工作对它都不顶用了。老，从来无法用药物来疗治，因为“老”不是一种病，它是事物存在的最后过程。
在竹林掩映下的老屋，一生谦逊。现在它要将泥土归还给泥土，把高度归还给大地。直到——你不再知道这里有一所房子，有一个家，有一群活生生的人。
我不知道一条狗的一生要磨断几根铁链
我不知道一条狗的一生要磨断几根铁链。
我指的是农村里那些被铁链拴住的土狗。
农村人家大多都养狗。土狗。土狗或许是狗类中最低贱的狗，偏偏又是数量最多的。
养狗可防贼。贼子偷鸡，一般不偷有狗的人家。一丝风吹，它们会竖起耳朵。一声脚步，它们会拼命地叫。它的敏锐神经时刻被触发着。这种警卫功能大概比现代社会的监控要管用得多。
土狗就是笨。不管你来的是什么人。贼也好，亲戚也好，讨饭的也好，要账的也好，官也好，民也好。它统统都叫，使劲地咬（我们那里把“狗叫”叫“狗咬”）。主人看不过去的时候，骂两句，或者操起赶鸡的竹棒朝它的屁股上来一棒，它才卷起尾巴，悻悻地缩在角落，喉咙里依然哼哼着，不平着。
一条狗会认人，叫做“有眼水”。可是大多土狗是没有“眼水”的。它们不像城里的宠物狗，见到一个来人，就扑上去，使劲摇尾巴，获得宾主真诚或假意的赞美。一条土狗，你真不能对它要求太高。我们对人尚且忠奸难辨，何况是一条土狗呢？狗恶，让人厌而远之。可是主人心里觉得好，有这样的狗看家，大抵是让人放心的。一条不会叫的狗，到了年底多半是会被杀了吃肉的。
土狗的食物很糙。人吃得糙，它们比人还要糙。养一条土狗，不会增添什么花费。它们只需要主人没有吃完的剩汤剩水。我不知道土狗的祖先，如何屈从了人类驯化，居然改变了肉食的天性。每顿饭是锅巴加米汤，红苕也好，南瓜也罢，还没送到狗槽边，它早就迎上来了，感激的尾巴摇得不停，这种媚态是可鄙的。一根被人啃得精光的猪骨头，是给它们难得的恩赐，它还要藏在窝里，等到夜深人静时，才慢慢咀嚼。那滋味，就只差二两老白干了。
阿三在家里嘴劲得很，可是上了什么台面就羞得一句话不说。我哥就把他叫“土狗”。这是因为土狗在自家叫得凶，在外面就得夹着尾巴行走。迎面来一个人，它们就会躲得远远的，仿佛是晚清的愚民见到了“洋大人”一样。这种奴态又是可悲的。
一条不被拴住的土狗，大概可以活得很潇洒。每个晴朗的下午，它们会跑得远远的。在那些乡村土路口，和它们的朋友相会，在土里打滚，在地里追逐，在野花丛中上蹿下跳。耳朵上，尾巴上沾满草籽、苍耳。甚至有时候惹着了一个马蜂窝，蛰肿的面门让它们睁不开眼。可不等消肿，它们又是如此。
土狗们，不管有多野，它们玩累了，总要回家。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不嫌家贫的狗，不管别人家生活开得多好，它们都还是要回自己家，吃着槽里已经发酸的食物。晚上就睡在大门口。听见脚步声，依然会汪汪地叫起。
为了更好地看家，人们大多会用一根铁链，拴在它们的颈上。
我家的狗，是一条黄狗。它被我爷爷也拴在了用钢筋做的窗棂下。一两米长的铁链让狗的乡土欢乐生活只剩下一两米的半径。刚拴住的那两天，它不吃不喝，拼命撕咬，用力挣扎。铁链的刚硬完全忽略了它的努力。狗用多大的力扑出去，铁链就用多大的力把它拉回来。颈上的毛被磨光了，留下一圈丑陋的肉痕。皮破了，流血了，结痂了，身上的骨肉也瘦出来了，它依然在挣扎着。当你认为执着会让它永远挣扎下去，可是绝望又让它低下了头，它耷拉着耳朵，趴在墙根下。从此，一只鸡，一只鸭从此可以坦然地从它面前大摇大摆走过，或在它的跟前拉一泡屎。起初它用哀怨的眼神盯着这一切，后来连哀怨的眼神都不再有了。于是，它开始了认真地吃饭，认真地叫，认真地给人摇尾。
当我们觉得“狗生”就这样平淡地过下去的时候，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那个拴他的窗户下，狗不见了踪影——它挣断了铁链。剩下的那一段铁链躺在地上，断口如新，每一个铁环的连接处，都只剩薄薄的一层。这距离拴它的日子已过去了三年之久。这看似屈服的三年时间里，它每一次向前的扑咬，每一次起身吃饭，每一次对那些“目中无狗”的鸡鸭的愤恨，每一次对山地奔跑的渴望，都在摩擦着这冷冰冰的铁链。三年里，它并不知道铁链会在哪一天断掉。当风传来杏花消息的这个下午，神迹出现了，它走了。
或许是为了报复这拴它三年的时光，一个星期过去，它才回来。脖子上还剩下二三十厘米长的链子，在胸前甩来甩去，像是它参加宴会的领带，也像是它越狱的功绩。
我家的狗是很凶的，是那种没有“眼水”的狗。我的祖母很不喜欢它，它也不喜欢祖母。它好像永远猜不透祖母的心思，也不会看她的脸色。哪些人该咬，哪些人不该咬，它不知道。它的标准是，对不认识的，一律咬。起初，从外婆家将它牵来的时候，一两个月里，连我们都不敢靠近。它走在路上是不会让人的，似乎连尾巴都不会夹。哪个路人要是不怀好意地拾起一块石头，它会从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吼声，声音里有一丝不得侵犯的尊严。
可它并不是一只不近人情的狗。与我们熟悉之后，也会追逐着我们，一路跑，用舌头使劲舔我们的脸。我妈背着一背篓红苕，它迎上去，用前爪趴在她身上。我妈就似笑似怒地让它滚。
那时，我们在镇上上初中住校，每次离家前，它紧紧地跟在身后，随我们越走越远。我让它回去，它停住。你一转身，它又跟着。如是两三次，相随七八里。我与狗分别的时候，才像是与家真正分别的时候。
后来，我家的狗险些咬了人。作为对它的惩罚，爷爷又有理由把它拴起来。这次颈圈用的是我们废弃的皮带，用的更粗的铁链来拴它。对狗的人道主义就体现在给它增添了一两米的活动范围。重新被缚的狗和上次一样，经历了绝食，挣扎，悲伤，绝望，屈从的过程。不过有了上次的经历，这次磨断铁链，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我想它是懂得计算的。上次用了三年时间，这次它只用一年半，那么每一次挣扎它都用了两倍的时间或力气，当然，它所受的伤也比上次更重。
再次越狱的狗赌着气，在外面浪荡了更长的时间。我们都以为它不再认这个家了，或死在外面了。一个冬天的雨夜里，它拖着湿漉漉的身子，回来了。用爪子刮着门，像是与我们和解。
狗就这样与铁链（或者说是我们）斗了大半生，度过了它的青年和壮年。老年的狗，更加放肆，在外面想浪多久，就浪多久。我每次见它在狗群中，都走在最前面。即便是老年，也依然如此。它的头上有一撮毛是立着的，这就是它没有倒下的骄傲。
我家的狗老死在了一条沟里。爷爷用铁钩钩住它脖子上的皮带，把它拖上来。我解开了那条带子，把它葬在了一棵橘子树下。那未完全闭去的但已失神的眼睛似乎还藏着许多怨。
我记得最后一次要拴它的时候，它还朝我龇着牙，用凶狠的眼神盯着我，像极了一匹我未曾见过的狼。
作者简介：汪泽亮，四川仪陇人，广安友谊学校教师。
